93年前的长沙城中，八月酷暑，战火硝烟尚未散尽，有一份报纸连夜组织编发。虽只出版了短短6期，却被当时知名的《大公报》如此称赞：“红军戎马倥偬，犹知注重报纸宣传，不稍疏懈，吾人对之，宁无愧色乎？”这份报纸便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编发的《红军日报》。

红军戎马倥偬间办报

  1930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刚组建不久的红三军团，乘蒋、冯、阎军阀大战和湘桂军阀混战，长沙守敌力量空虚之机，于7月27日攻占了长沙。7月29日，红三军团随即接管国民党长沙国民日报社，并就地取材利用原有的印刷设备，在战火纷飞中迅速编发《红军日报》，至8月4日撤离长沙后停刊。

   《红军日报》是由红三军团总政治部编发，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第八军政委袁国平为主编，第八军军长何长工为副主编，左基忠、邱炳、邱一涵、柯乃康等人为编委兼编辑，总发行所在长沙皇仓街三十八号。

1930年8月4日《红军日报》

       《红军日报》共编发6期，超过16万字，出版日期分别是7月29日、7月30日、7月31日、8月2日、8月3日、8月4日，前3期为对开一大张4版，后3期为对开一张半6版。尽管报纸版面不多，但内容却颇为丰富，这从每版内容的设置上就可见出。第一版固定位置刊登《共产党十大政纲》《土地政纲》及红三军团的布告、通告，有时还刊载通缉令等；第二版为由主编袁国平、左基忠撰写的署名社论，专电及国内新闻；第三版为国际新闻、本省新闻、地方新闻、红军特讯与本埠新闻；第四版为文告与文艺，增刊的半张即第五、六版均为“副镌”，包含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国际、国内、本地新闻，文艺副刊等，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发挥了利用报纸最大限度地宣传党和红军方针政策，争取各方革命力量和赢得群众支持等方面的作用。

战斗精神飞扬的“宣传之花”

  《红军日报》最大的特点，是富有鲜明的鼓动性和针对性。中国共产党有着注重宣传工作的传统，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已经建立了独立武装队伍的政党，又长期处于战争危急状态，对宣传工作的重视就更成为一种自觉意识。1929年12月，毛泽东针对红军的宣传工作专门写下《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明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将宣传工作看做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这可见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宣传工作的重视，而“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定位，也决定了红军宣传工作具有鲜明的宣传鼓动色彩和强烈的针对性。

  正如《红军日报》编委之一的左基忠在发表的《开场白——“红军”的使命》所指出：“‘红军’的立场，他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为立场，他是无产阶级的喉舌，……而且还要去引导教育无产阶级尽量发育他的革命情绪，使劳苦的工农从‘闻风而起’，而做到自觉的走上革命的最前线。”《红军日报》的“投稿规约”明确要求“来稿请用白话，尽期明了畅达，富有鼓动性为合格”，而从具体内容观之，确是紧扣当时革命的中心任务，痛诉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下，全国各地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惨状，语言直指人心，极富鼓动性。如7月29日刊载的《为反对军阀混战告民众书》：“谁是世界上的创造者，谁是世界上的痛苦者，不是我们劳苦群众是谁？我们长期的做、做、做，只是受压迫，受剥削，受痛苦！朋友，不靠自己起来革命，推翻剥削阶级，还怎样呢！”开宗明义，疾声呼吁，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通过每期“本省新闻”“地方新闻”“本埠新闻”及“专电”等栏目内容，《红军日报》广泛报道全国各地尤其是湖南省革命斗争的发展形势，反映全国革命运动的良好局面，对红军组织工农兵群众、迅速建立苏维埃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起到了强有力的宣传鼓动效应。

  同时，《红军日报》根据当时的实际形势、存在问题提出工作要求和应采取的措施，如7月29日刊载的《克复长沙以后目前我们应注意的是甚么？》指出应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才能保障并扩大胜利果实；8月2日刊载的《纪念“八一”与我们的当前任务》针对8月1日外国军舰与国民党兵船在省河湘江向红军挑衅，指出这是国际与国内的反动势力在合作，红军只有以“流血政策”去对付他等，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据记载，经过《红军日报》的宣传鼓动，不到一个星期就有3000多人参加红军，有效增强了革命队伍力量，其鲜明的鼓动性和针对性由此可见一斑。

  《红军日报》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难能可贵的国际视野。战争年代，消息来源不畅，但《红军日报》的“国际新闻”从创刊之初就存在。如7月29日的《最近苏联经济状况：苏联正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五年工业计划只四年即可完成》、7月31日的《俄国植物药材输出复盛 甘草根为大宗》等，关注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苏联的工业发展情况；7月29日《印度民众反英帝国主义之激昂：驻华印度同盟会致我国工农群众书 孟买六万五千纺织工人举行大罢工》、8月4日《越南革命爆发 越青年图攻总统府 秘密发出革命报纸 法帝国主义艰于处置》等，关注世界其他国家反帝反殖民运动，可见在战乱年代红军依然留意世界革命运动形势。这对群众了解世界革命形势、扩大革命运动影响都有着积极作用。尽管因条件所限，这些报道在内容上难免失实之处，以及存在时效性不够的缺憾，但其中体现的开阔而国际化的视野，不得不令人敬佩。

1930年8月4日《红军日报》副镌“红军”

        此外，副刊亦是《红军日报》的一大特色。从第2期开设“血光”文艺专栏，到第6期又将第5版扩充为“红军”副镌，《红军日报》副刊的分量可谓是愈来愈重。与当时其他报纸“吟风弄月”式的副刊迥异，《红军日报》的副刊是战斗的文艺。左基忠在“红军”副镌发刊词《开场白——“红军”的使命》中指出：“红军日报之有副刊，不是和一般所谓报屁股那样简单，……他不是资产阶级撩抱的调情的玩物。他是什么，他只是一朵血滴滴的鲜花，火一般赤热的鲜花”。“血光”栏目采用民歌、民谣、童谣、新三字经等形式，如《革命伤心记(四川调)》《告敌方士兵歌(月月红)》《莺花怨·哭五更》《反国民党军阀混战(莲花闹)》《工农兵(孟姜女哭长城调)》等，或控诉，或鞭挞，或讴歌，通俗易懂，能引起当时群众的广泛共鸣；“红军”副镌则刊有评论、散文、新诗各一篇，均是“血滴滴的鲜花”。左基忠(1902-1932)是湖南浏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常以思想进步，文论精辟见称”。编发《红军日报》时，他年仅28岁，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宣传人才。《红军日报》6篇社论有4篇出自他的手笔，8月4日的“红军”副镌还发表了他的散文《从军杂记(一) 长笛一声人去也》。1930年8月，左基忠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2年在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运动中被诬为“AB团”错杀，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军史和新闻史上的重要档案资料

  笔者在查考档案文献时发现，1930年3月中旬中共涪陵特别行动委员会曾在涪陵城创刊同名的《红军日报》，至4月7日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正式成立后，由二路军游击队前敌委员会继续编发《红军日报》，约至1930年7月停刊，均为油印报。这比红三军团《红军日报》要早4个多月，但丝毫没有弱化红三军团《红军日报》的重要历史意义。

  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攻占的唯一省会大城市，取得了俘敌4000余人、扩军7000余人的重大战果。恰如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所说的，第一次攻打长沙“可以认为是有益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而《红军日报》作为红军在省会大城市中出版的唯一铅印报纸，为宣传红军方针政策、扩大红军影响、鼓舞红军士气斗志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档案资料，好比一朵“宣传之花”，短暂却灿烂地绽放于历史画图之中。当然，受当时“左”倾冒险路线影响，《红军日报》在宣传上存在夸大革命形势的倾向和“过分夸大了攻克长沙的意义，提出不切实际的任务”的错误；此外报纸中有部分错别字、脱漏字和报道失实处，这些历史局限性亦无须讳言。

  因年代较早，保存条件有限，红三军团《红军日报》原报已不多见，幸赖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1月将其全部改排重印出版。武汉市档案馆馆藏《红军日报》为1930年8月4日的第5至6版，是目前武汉地区唯一一份红三军团《红军日报》原件。这一页薄薄的报纸在长沙诞生，于战火纷飞中辗转流离，最终残存于武汉，留下中国共产党军史和新闻史上一段珍贵的红色记忆。

       作者：甘超逊、马秀兰，本文刊载于2023年第5期《档案记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