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粮食问题。武汉市档案馆馆藏的20世纪20年代末的档案资料，记录了大武汉在民国时期的一段粮荒记忆。1929年12月下旬《武汉日报副刊》报道，“武汉在这种环境之下，更是恐慌异常，形成了断炊的趋势……吃饭是成着了很大的问题”。

         湖北省是我国产米较多的区域之一。而武汉因地处九省通衢，襟长江而接湘赣，连洞庭而带鄱阳。两江交汇，水路便捷。自近代以来，武汉发展迅速，三镇人口逾百万，米粮消费浩大。南北粮运均以汉口为转运中心，国外进口米麦亦可直抵汉口集贸于此。至20世纪初，武汉三镇已成为中国内陆中心的粮食贸易集散地。作为国内商贸重镇的武汉，本可以享受区位和交通带来的便利，却饱受政局动荡之苦，以致影响民生。像武汉这种在当时中国内地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城市也免不了出现粮荒，可想而知，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也会不同程度的存在粮食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粮荒呢？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似乎隐含着答案。

1929年9月，《新汉口：汉市市政公报》第一卷第三期目录中的《社会》一栏中有“救济米荒”（武汉市档案馆馆藏）

武汉米荒    求援“邻亲”

        在1929年9月《新汉口：汉市市政公报》第一卷第三期，目录中的《社会》一栏有救济米荒，“函湖北省政府为武汉米荒拟由省市两府及商会各派代表赴湘交涉请弛米禁以资接济特派桂科长竞秋前来商承办法祈予接洽由”和“会函湖南省政府为武汉民食缺乏同派代表前往交涉请弛米禁以资救济由”。《新汉口：汉市市政公报》是创刊于1929年7月的月刊，该刊由汉口特别市政府秘书处编辑，该处第五科发行，刊载涉及全市的重要事件，为市政府的重要公报。

         正文第一部分写有“（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现在武汉米荒日形紧迫，前由敝府电请湘省弛禁以资救济，迄未见复。查上年亦以米荒电请弛禁，不报。嗣由财政厅派遣代表前往交涉，始允接济二十万石，米价赖以稍平。兹拟仍照此例由省市两府与汉口总商会各派代表一人赴湘交涉是否可行。特派财政局科长桂竞秋前来商承。”由此可知，1929年8月或更早武汉米荒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为此，汉口特别市在前期努力无果的基础上，迫不得已参考往年做法，在电文沟通不利的情况下，拟派遣代表前往邻省湖南交涉，请求援助大米。

   “（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查武汉民食缺乏，业经敝市政府先后电请贵府发给护照允予救济在案，迄未奉覆，惶悚实深。兹经省市会商，特由敝省政府派段代表树滋、敝市政府派贺代表幼吾，并协同汉口总商会代表石和湘，星夜南下，务恳顾念邻谊，赐予接洽并发给护照，酌予接济，则武汉二百万人民均当顶拜嘉惠，固不仅仁等个人感戴已也。”第二部分内容说明，湖北省政府和汉口特别市政府对求援湖南十分重视，当即决定派代表连夜前往湖南，并希望湖南“顾念邻谊”，给予一定接济，同时表达湖北武汉人民对湖南及湖南人民恩情的感激。

        第三部分则是收到湖南回复情况，汉口特别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敬悉贵省秋收亦复歉薄，并承允接济食米五万石，具见顾念鄂省、关怀民食，实为铭感”。依然请求帮助，“惟敝省灾情既重，灾区尤阔，现存仓米已将告罄。承允之数，支配亦难，尚希格外通融，俾得从容求糴他省。不情之干尚希谅察并盼赐复为荷”。湖南方面因本省受灾较重秋收减产，仍顾念到湖北省和汉口市民众的吃饭问题，因此还是承诺提供食米5万石，为1928年接济数量的1/4。对比1928年的接济量可知，该数额与汉口特别市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且武汉仓库存米不足，因此并不能完全平抑粮价。省市两府希望湖南省通融给予更多接济，给湖北武汉从其他地方购买不足数量的食米留出充裕时间。然而，湖南及湖南人民对武汉援助的情谊却值得铭记。

1929年9月，《新汉口：汉市市政公报》中“救济米荒”的函，写明了湖北省政府和行政院直辖市

汉口特别市政府拟派代表前往湖南交涉，请求援助大米（武汉市档案馆馆藏）

【背景解读：1928年湖北湖南由桂系武汉政治分会统辖，武汉市由湖北省政府管辖。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4月5日

蒋系赶走桂系建立直辖市武汉特别市政府。6月武汉分治，武昌划归湖北省政府。7月成立汉口特别市政府。】

关注时局    思虑粮食

        汉口特别市政府以及湖北省政府为应对武汉米荒而作的努力，效果如何呢？1929年12月22-24日《武汉日报副刊》第一七六号至第一七八号，连载了一篇探讨武汉《粮食问题》的时政类文章。从文章可知，1929年8月份汉口特别市谋求邻省接济的努力未能及时制止米荒，以至于粮食问题日趋严重。该文章共计4300多字，平均每期1600多字，内容分为我国粮食在国际间的地位、农民与粮食、粮食非资本家之渔利商品、目前粮食恐慌之造成和目前所望于政府者等八个部分。《武汉日报》创刊于1929年6月，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华中地区的“喉舌”。副刊也是当年由该报社编辑并发行。作为综合性副刊，其体量虽小，但因其是国民党当局的官方报刊，出于宣传和吸引读者的需要，会聚焦时事热点话题。

         作者对于当时武汉所面临的粮食问题，说道“粮食关系全国人民的生命，同时社会治安，一国富裕，都与有重大的连带关系”。作者还分析了导致粮食恐慌的三点原因：第一，部落思想与利己主义太重。每到秋收之后，各省、县纷纷颁布禁令，阻止米粮出口。这对应了前面武汉请求湖南方面弛禁接济粮食；第二，种烟优于种稻。粮食主产地例如四川、云南等省，粮食税赋高，农民种植烟苗的收益比种稻要高出数十倍。再加上种烟耕作并不费力，贫苦的农民便纷纷改种稻为种烟，粮食耕作面积减少，产量也随之减少；第三，天灾无法挽救。在这篇文章刊发之年，即1929年，湖南发生水灾，湖北发生旱灾。对应了前面湖南给湖北、武汉的答复“贵省秋收，亦复歉薄……惟敝省灾情既重，灾区尤阔”。然而结合当时的大背景，会发现作者一方面关注时局，思虑粮食问题，另一方面却在避重就轻。导致武汉在1929年出现粮荒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反革命派别之间的混战。从1927年夏到1929年上半年，整个武汉乃至湖北一直饱受反革命政变和战争的困扰，广大民众根本无法安居乐业，从事农业生产。

         这篇文章同时提出了四点应对措施：第一，对全国的粮食生产进行精密统计。以全国人口计算，得出粮食盈余或缺乏的结果，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有盈余则允许出口国外，短缺则予以进口；第二，粮食输送由国家经营。政府应进行宏观调控，将粮食富裕地的产粮补给粮食缺乏地；第三，对粮食进行免税。粮食为生活必需品，假使国家予以重税，便会增加人民的痛苦。但对于出口的粮食，可以征收出口税，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第四，奖励农民生产粮食。目前农民生活负担不断加重，如果不能增加收入，大多数农民都会弃农从事其他行业。政府应当制定农民生产奖励法，鼓励农民踊跃耕种，多多从事农业。这四点建议中尤以第四点最为重要，“粮食生产者的主人家，自然是耕作的农民。要求粮食生产充裕，自然第一要使他们乐业，第二要提高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第三要减轻他们的负担”，政府要想改善和解决粮食问题，就要为农民提供稳定的生产劳作环境，并对其本身进行科学合理的关注和改善，以激发其生产积极性。

1929年12月22日，《武汉日报副刊》第一七六号刊发时政类文章《粮食问题》（武汉市档案馆馆藏）

以史为鉴    映照未来

        探究1929年的武汉粮食问题，会发现频繁的战乱导致粮食种植和生产没有安全稳定的环境；国家农业税收政策和农作物产出比等因素，严重影响着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的积极性；有关省份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又导致粮食的区域性流通存在困难；倘若遇上自然灾害，农民一年的辛苦付出则会颗粒无收。人为或自然因素的单发或者叠加，都足以造成粮食问题的频发，虽然当局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加以改进，但效果不佳，使得广大民众时常陷入无饭可食、忍饥挨饿的境地。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民国时期的武汉粮食危机，对当下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借鉴和启示。近年来，国家对于粮食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例如，税收政策方面取消“粮食税”，开展粮食补贴；加强对粮食的宏观调控，平衡粮食供需；保证耕地面积，守牢18亿亩耕地红线；加大技术研发，提升机械化水平；确保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等。湖北是农业大省，是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自2013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500亿斤以上。2021年，湖北粮食实现面积、产量“双增”，粮食种植面积7029万亩，同比增加61.5万亩，增幅0.9%；粮食总产量552.9亿斤，同比增加7.5亿斤，增幅1.4%。我们应当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新粮食安全观，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让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宽广。

作者：钟星、任芷芸，原刊载于2022年第8期《档案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