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央文库的忠实传人

发布时间:2021-07-16 11:38 来源:中国档案报 浏览量:461

  1959年,中央档案馆于北京西郊海淀建成。院里有三季不败之花,四时常青之树,恒温恒湿的档案库房里珍藏着党的无价之宝。这里有建党初期的文件,有历次中共代表大会的文件,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手稿,有新中国建设的各项重要档案文件等。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信史。在馆内,有“比黄金还贵重”的两万多份档案文献,被誉为“镇馆之宝”。这就是“中央文库”,记录着1922年起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这批反映中共早期记忆原貌的珍贵档案,几经辗转,数易其手,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保存下来。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央秘书处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中央机密文电材料也秘密转移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一所小洋楼内。

  随着环境恶化,1930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秘密工作的通告,规定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当年10月,文件保管处已集中了文件资料20余箱,成为党的秘密文件库,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周恩来委托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部分)

  为了妥善保管这些文件资料,周恩来特地提出“区别不同情况整理和保存文件”的意见,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了一个《文件处置办法》,对应当收集、保存的文件范围、内容和编目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定。

  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中指出,“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并在“将来”两字旁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中央陆续撤往苏区。形势危急之下,张唯一在得到周恩来紧急通知后,雇用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自己家里。张唯一在党内职务不高,又因为保管中央文库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情急之下的避险之地,使中央文库躲过了一劫。

  1932年下半年,陈为人、韩慧英夫妇接替张唯一专管中央文库,与外界联系由妻子韩慧英负责。为便于隐藏,减少文库体积,将原文件有的裁边、有的转抄为小字。他们常年在阁楼上生一盆炉火,一旦情况紧急发生不测,就宁可与文献同归于尽,也不让敌人得到一张纸片。

  一盆永不熄灭的炭火,背后装的是对党的绝对忠诚。1935年2月,中央文库单线联系人张唯一被捕,韩慧英仍按原计划前去接头,也被捕。为保证文库安全,陈为人顾不上营救妻子,他紧急搬迁,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没有经费支持,只能一个人承担起保护的重任,同时编制出详细科学的目录。

  1936年秋天,经过多番努力,陈为人终于和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徐强取得了联系,成功地转移了中央文库。1937年3月,受尽肺病与酷刑折磨的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接替陈为人工作的是徐强与他的妻子李云,1939年他俩先后奉调去延安,上海党组织指派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中央文库,他将保管文库的任务先后交给了地下党员周天宝和刘钊。1940年秋,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负责人,文库档案被当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随后,文库又被缪谷稔运到自己的家中,贴身守护。1942年春,负责向缪谷稔传递信息的党的地下交通员郑文道在外出办事时被捕。郑文道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了中央文库的秘密。

  1942年夏,缪谷稔病危,陈来生接过了守护中央文库的重任。日伪军警宪特的明岗暗哨遍布街头巷尾,以铁丝网实行划地封锁。陈来生装扮成邮差,叫家人伪装成跑单帮的,采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避开敌人的明岗暗哨,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手提肩扛,将2万余件文件从缪谷稔家里顺利运到新的保存地。他将档案隐藏在夹墙里面,做了伪装,确保档案无损。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年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中所称的“将来”变成了现实。陈来生亲自押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经过清点,档案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1949年9月18日,中央复电华东局,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予以奖励。毛泽东同志特意将有功的“同志”改为有功的“人员”,以表彰对于保管中央文库有功的保管员亲属及朋友们。

  在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下,1950年2月,中央文库档案被安全押送到中共中央秘书处。1959年中央档案馆建馆时,中央文库作为最珍贵的馆藏被接收进馆。为不断传承档案本身的红色基因,我们加大对中央文库等档案的保护,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利用档案数字化减少对档案原件的使用,对档案进行异地异质备份,多种手段保证档案安全。

  回顾建立、保管、守护中央文库的过程,有4个方面的优良传统使我感触颇深。

  一是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自从党诞生后将共产主义确立为最终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动摇过革命终会成功、理想必将实现的信心。在白色恐怖中瞿秋白写下“备交将来”,足见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千秋伟业的远见卓识和宏伟气魄。历任保管人在守护、转移、押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沉着、冷静、机智和顽强斗争品质,也与革命必胜的坚定理想信念支撑分不开。

  二是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历任保管人用生命维护文库安全,阐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对工作的极端负责。陈为人一心扑在文库上,抱定与文库共存亡的决心,说“如果出了问题,无法挽救,就放火烧了我的家,我要与文件共焚”。缪谷稔在弥留之际对妻子说:“咱保存的东西,比金子还贵重,比生命还值钱,你要替我全数交给党组织。”

  三是党纪如铁的纪律观念。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中央文库如果落入敌手,危害可想而知。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保护传承,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多人为之付出了生命。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出了对党组织绝对服从,甘愿牺牲生命也要守住党的秘密的纪律观念和铮铮铁骨。在执行任务时,管理人严守保密纪律和生活纪律,甘于寂寞,只为确保文库的安全。

  四是深邃卓越的历史眼光。周恩来同志亲自联系中央文库工作,历任保管人都是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陈为人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这是党中央重视历史、重视档案工作的体现。对文件管理等各项工作一开始就注重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体现了科学治理的理念。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和据此制定的《中央秘书处关于文件编目规定》成为中央文库最早的管理制度,也是后人整理和管理文件的重要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业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红色档案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对于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总结党的宝贵经验,激励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都有不可估量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传承好红色基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大档案开发力度,讲好档案故事,发挥红色档案的教育功能。今年7月开展的“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主题档案文献展等,以丰富的档案史料,生动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道理。《拉贝日记》和陆续出版的《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等重要著作,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我们今年联合不同部门制作了《红色档案——走进中央档案馆》《红色百宝奋斗百年》等专题片,编辑出版《100个档案故事讲述党的历史》。

  承担起“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更好地为中央服务、为党史和历史研究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比如我们发挥馆藏档案优势,挖掘档案资源,编辑专题材料,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我们主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城市解放》《共和国脚步》等重要著作,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还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出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等;我们为了方便群众查档需求,简化了利用手续等等。

  中央文库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保存下来的,守护好、利用好这些珍贵档案,就是守护好党的历史,延续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中央文库先辈的致敬!

  (本文转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7月8日 总第3701期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