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一边不断向华北武力进攻，一边扶持傀儡政府实现“以华制华”，还试图通过奴化教育控制沦陷区民众思想、扶植培养反共和亲日势力。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汪精卫与日本当局进行密谋并缔结防共协议。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在公布的《国民政府政纲》中大肆宣扬“善邻友好，和平外交，以分担东亚永久和平及新秩序建设之责任”以及联合“友邦”共同防共等思想。在这种背景之下，日伪政府加强了对武汉地区的奴化教育。

日伪政府《汉口特别市民众教育馆附设简易日语补习班章程》

武汉沦陷时，武汉地区原有教育设施损毁严重，大量教员和学员为躲避战乱和日军侵略而避祸他乡。1938年11月，日伪政府成立武汉治安维特会，下设教育科，负责筹划武汉地区教育事业的恢复。1939年4月，日伪政府正式成立武汉特别市政府并设置教育局以统筹办理一切教育事宜。在日伪政府教育部门的推进下，武汉地区教育事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学校复建方面，到1940年年底，幼稚园有4所，小学由1938年的5所增至50所，学生两万四百余名；中等学校有男女中学及高级职业学校各1所，学生一千三百余名。教员方面，先后12次罗致教员，共登记中学教员267人，小学教员1337人，分别派往各校担任教职。日伪政府设置一年制简易小学及短期小学各5所，设立民众学校20所，看似是在恢复教育事业，其实是为了从思想精神层面将“东亚一家亲”等观念灌输给沦陷区的中国民众，灭亡中国民众的民族国家观念。在稳定社会秩序之后，日伪政府的奴化教育便在隐蔽和伪装中开展了。

从1939年3月21日午后起，日伪武汉政府控制的汉口广播电台连续一周播放倡导“东亚种族亲爱团结之精神”的《东亚行进歌》，不断歌唱“中日结交情谊深，联合满蒙倍相亲”“努力建设新秩序，亚细亚洲万万年”等歌词，向听众灌输中日友好、东亚团结的思想。电台播音节目还专门安排了日语教授、日语新闻播报、日本音乐唱片播放等节目，通过隐蔽的方式从语言和文化方面进行渗透。1940年，日伪武汉政府奉“教育部”关于让所有教育机关中小学及一切民众均得普遍接受播音演讲和教育信息的秘字训令，把武汉市划分为五个教育播音指导区，制定教育播音事项，修缮民众教育馆，各市立中小学配备收音机，让沦陷区所有学生及民众定期收听广播节目，企图通过广播的形式伪造一种“中日亲和”的氛围，进而伪装日军侵略中国的事实。

考虑到“与友邦日本之关系益趋密切”和“发展两国之固有文化并联络上之便利”，为谋“新政之建立、东亚和平之实现”，日伪武汉政府控制的汉口红十字会设立日语专修学校，于1939年6月1日开学，该校分为青年、成人两班，学费按月缴纳，三个月修业期满给予修业证书。1941年4月，日语专修学校为“便利一般市民学习日语”，决定不收取学费，办学经费由政府每月补助六百元。1942年，日伪汉口政府在民众教育馆附设简易日语补习班，“教授民众学习简易日语，以谋中日两大民族语言、文化之沟通”，补习期为六个月，年龄在十五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之民众均可入班学习，补习名额四十名，不收取任何费用。通过此种方式，拉拢普通民众学习日语、亲近日本文化。

日伪政府在开展奴化教育时，尤其注重学校教育，妄想从争夺年轻人、争夺青少年儿童着手，培养他们错误的民族和国家观念，借文教外衣潜移默化培植年轻的亲日一代。为此，日伪武汉政府首先加强了对学校教员的再教育，通过设立教育培训所，负责小学教员的培训工作。在教员培训课程安排中，日语、“教育精神”和“东方道德”等进修课程占据主导，从而通过“训导”教员进一步控制学校教育。1941年7月，日伪汉口市政府还颁布了《汉口特别市公私立中等学校教职员服务细则》，在第一章“总则”中要求教职员“拥护和平反共建国之国策”，在主管机关指导下“改进”地方教育，所谓“改进”其实就是更深入开展奴化教育。在日伪武汉政府颁布的《武汉市小学试点章程》中，第二条中毫不避讳地提出要“培养儿童的爱国亲邻理念”，第二十九条更是强调“小学训育应以东方的传统道德为之根本”，企图对中国民族国家观念进行离间，从而转移民族国家矛盾。在这种奴化教育方针政策之下，日伪武汉政府控制的教育系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日伪政府为了统一教材，命令各校将抗战前使用的书籍收缴销毁，由政府发放免费的“新教科书”，各校必须于开学一周之内领取完毕不得拖延。新教材由汪伪教育部统编，命名为“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不仅删除了体现民族国家精神和英勇抗战精神的内容，还增加了“东亚共荣圈”“共荣共存”等内容，充斥着“中日亲善”以及防共等思想。日伪政府认为要实现“中日亲善”，必须要加强中国民众对日本国情和文化的了解，从1942年8月开始，要求武汉中等以上学校以“友邦”语言为必修科目，并要求各中学必须全部遵照实行。除此之外，还要求极端重视日语课，中学日语教师至少须有日籍者一人。在湖北、江西、湖南三省，日语甚至被定为小学三、四年级的必修课。在日本恢复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政策后，日伪政府教育部也开始选拔所谓“有志深造之士”公款赴日留学，以学习“友邦”民族精神、培养亲日势力。1941年，在这些从武汉选拔出的赴日留学生启程出发之际，日伪武汉政府专门作临别赠言。赠言强调，留学生负有改造政治、改造社会的重任，“应常常考察有关于本质改良的风俗习惯道德，以及一切足以取法的民族精神”，但又话锋一转，指出中国千年来的民族精神已经殆尽，而“友邦”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应当“把日本这些好的风俗习惯，详加考察，实地练习，带回中国来，做一个本质的改造”，指望诱导欺骗留学人员学习日本民族精神从而替代、消灭中国自主的民族国家精神。

1941年，日伪政府开始推行“新国民运动”，1942年正式颁布了《新国民运动纲要》，要求民众“把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以培植适合大东亚战争的“新国民精神”。从1943年上半年开始，新国民运动开始在武汉各校推行，日伪武汉政府还要求各学科内必须加入新国民运动教材，每月八日、九日切实举行两种纪念仪式，其中每月八日举行的是“保卫东亚纪念日”仪式。这一天须停止一般娱乐活动，各级干部、一般民众和学校学生都要分时间段受训。

日伪汉口特别市政府颁布的《保卫东亚纪念日（每月八日）应行事项暨宣传实施办法》

除了教学活动外，在日伪政府控制的学校内，开展的各类课外活动也无不体现着奴化教育。武汉地区专门成立有“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等文化传播类组织，为了“发扬中日两国文化之交流，沟通两国语言”，经常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举办日语演讲比赛等文化活动。如在1942年，专门开展了“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汉口特别市公私立中小学学生讲演比赛，演讲的主题内容是将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的太平洋战争神圣化和“泛东亚化”，从而宣扬“大东亚一体”的思想。

“大东亚战争”周年纪念汉口特别市公私立中小学学生讲演比赛大会成绩

除了演讲比赛等文化活动外，日伪政府还会举行各种政治纪念活动，借此宣扬“中日亲善”等思想。1943年3月，在汪伪政府成立三周年之际，日伪汉口特别市党部责成市教育局组织“汉口特别青少年代表团”赴南京参加“庆祝大典”。为了在庆祝大典中出彩，日伪武汉政府专门从市属学校中挑选55名学生组成代表团，还从55名学生中抽出20余名初中生练习歌舞，排练《黄鹤楼》《岳阳楼》《紫金山》《扬子江》《雪花飞》等五个歌舞节目。这五首歌曲的词作者为“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所属国学研究会的一个会员，歌词中充斥着宣扬中日亲善和睦等思想，如《紫金山》中“还都庆壮猷，实现中日满团结，实施新国民运动，发扬文化，和平争自由，同甘又同苦，保卫大亚洲，从此中枢建基，抚育我，四百兆民众，万载奠金瓯”一词，全然不顾日寇对中国无辜民众烧杀劫掠等事实，妄想以文辞粉饰“中日满团结”，将奴化教育的本质体现得淋漓尽致。在4月初的“大典”上，“汉口特别青少年代表团”接受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汉奸的检阅，竟最终获评第一。

日伪政府之所以能够在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归根到底是有侵华日军作为武力后盾，这种奴化教育从一开始就具有强迫性、隐蔽性和欺骗性，而这种非正义性也注定了其必定失败的结局。在日本实行奴化教育的同时，国共两党和各类爱国组织从未停止对日伪政府及奴化教育的斗争，广大人民群众也自觉抵制日本的奴化教育。1945年武汉光复之后，国民政府汉口市政府对原日伪政府控制的学校进行了接收和调整，清除了各类奴化教育标语，彻底清查并焚毁奴化教育书刊及宣传品。新中国成立后，逐步确立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人民教育事业取得快速发展。日伪政府的奴化教育以彻底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