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家书：抗战时期李国伟亲友书信选》序之一

樊  纲

这本《烽火家书：抗战时期李国伟亲友书信选》，收录了抗战时期李国伟等几位民营企业家170多封与企业坚守和奋力发展相关的往来书信。与一般的官方正式文件不同，这些“家书”更细腻地记载了企业家们有血有肉的家国情怀。这些“琐碎”的日常记述，使我们在今天追忆起那些艰难困苦的往事时，能激发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诸多思考。

李国伟是一位杰出的民营企业家。他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荣氏企业”一位独当一面的职业经理人，对中国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他的从商经历，是以中国民营企业的早期发展历程为背景的。

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晚清洋务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官办企业或“官督民办”企业，主要集中于铁路、矿山、钢铁、军事工业领域；另一部分纺织、食品、烟草、化工等民用轻工业及航运、银行等与民生关系较密切的产业，发展的主体则是民营企业。1904年，清政府在张謇等人的推动下，制定了《公司律》等鼓励民办企业的法规，可以说是提供了“国人兴业时代”的基本制度条件。而我国现代民族民营企业的第一次崛起与发展壮大，主要发生在1911年至1927年这16年间。当时的情况是，民初军阀混战，北洋政府更迭频繁，而实际管辖范围有限；国民政府则还盘踞于广东一带积蓄实力，没有哪一股政治力量有经济实力及执政能力发展国民经济并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或“统制”。其结果是，在地方割据、管制“真空”的条件下，中国一些地区（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代表）具备了“自由市场”空前发展的制度空间，一批民营企业得以快速发展起来。一大批民国时期包括抗战时期活跃于中国工商界的“明星企业”和“明星企业家”，也基本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

就是在这短短的16年间，中国的民族民营经济展现出了极强的活力，迅速崛起，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国际上已经形成的科技知识与经营管理方法，直接利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加上自己的创新与奋进，在许多产业中迎头赶上，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国际竞争力！比如，由“状元企业家”张謇创立的大生纱厂，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民营纺织企业，纱锭数量超过外商企业，名列全国第一。由范旭东等化学家于1914年创办的久大精盐公司和1918年成立的永利制碱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制造出高质量的精盐与纯碱，填补了国产的空白，并大大占领了外商的市场空间，在1926年的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永利纯碱荣获大会金质奖章。在机械制造领域，大隆机器厂在纺织机械制造方面很快具备了与在国内设厂的两家美国制造商竞争的能力。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不断追求最先进的印刷技术，精准预测市场需求，生产迅速扩大。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商务印书馆为核心的上海文化出版业创造过一个惊人的奇迹：上海当时一年的图书出版量，超过了美国一年的出书量。这些中国企业，不仅在中国市场上迅速崛起，也在国际市场不断扩张，成为国际市场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快速崛起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当数当时有面粉与棉纱“双料大王”之称的荣氏家族企业。在激进扩张的大哥荣宗敬和稳扎稳打的弟弟荣德生的带领下，到了1927年，旗下企业就达21家。事业颠峰时期，申新纱厂纱锭数与布机数分别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的20%和28%；面粉厂规模达全国的三分之一，荣氏企业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民营实业集团。荣宗敬当时的口号就是“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正是以此为宗旨，荣氏企业积极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奋起直追，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创新，特别是根据中国原料的特点，对进口设备进行改造，使得面粉质量和产量都高于同期的外国工厂，成为中国的“标准粉”。荣氏企业研发出的新式织布机，性能比日本、英国的同类机器更好，价格却便宜一半。1917年，荣氏收购了一家日资纱厂，在当时由日本企业统领天下的纺织业，这一破天荒的“壮举”，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项荣耀。1919-1921年，在荣氏的倡导和领导下，上海成立了面粉交易所和纱布交易所，从日本人办的“取引所”手中夺回了两大产业的期货主导权。这是中国民族工商界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两场漂亮商战。值得一提的是，荣氏企业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历经风雨，在一次次生死存亡的危机中，一直坚守民族民营企业的本分，拒绝过官僚资本（宋子文之流）的“鲸吞”企图，也抗拒过日本企业的收购压力。1938年荣宗敬在香港去世，其临终遗言是“那些厂子来之不易，千万千万别落到日本人手中”。

本书的主角李国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入荣氏企业，成为一名现代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多年之后，他才通过“股权奖励”方式成为一名股东）。本书书信往来中所议的经济事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李国伟早年毕业于唐山路矿学院，做过绘图员，后与荣德生的长女荣慕蕴结婚，再应大伯荣宗敬之邀，加入荣氏企业。1918年，他被派到武汉，先后兴办福五和申四，独当一面，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并主持了抗战时期企业的内迁与发展，为荣氏企业1938年以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掌握国家政权以后，“统制经济”开始形成，官僚资本在各个领域中不断挤压、遏制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期戛然而止，基本上不再有新的重要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出现，整体经济的增长，特别是民生工业（相对的是军事工业）也逐步陷入停滞。唯一的例外可以说是卢作孚和他的四川民生轮船公司。但他的成功，除了个人商业天赋之外，还因为民生公司在地理位置上离国民政府的“统制”中心较远。

回顾中国民营企业快速崛起、企业家人才辈出的这段历史，可以引发我们的许多思考。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不打仗，粮食多得无处放。”在此我们也可以说，三十年市场经济，中国就可以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企业与企业家。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进程，也从各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民营经济的效率与活力，不是经济学者在书本中定义的，而是被历史一再证明了的。只要给它们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它们就会迅速崛起，发展壮大，支撑起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不需要什么政府补贴，不需要什么优惠政策。市场竞争的条件丧失了，企业发展就停滞了，经济的活力也就消失了。简单的逻辑，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再被验证。

这就是我们回顾历史的意义所在。经济学无论多么数学化，仍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或者说是“软科学”——我们无法像自然科学（“硬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通过控制一些变量去验证某些变量关系，因为我们不能把人当作工具并人为地改变他人的命运。我们验证一种理论的方法就是引用历史事实（统计数字是历史的一种），包括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从中去发现规律。在一再重复的事实面前，如果我们还是对其熟视无睹，则不仅违背了科学理性，而且在未来一定会屡犯错误。

（本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