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科学家是共和国科技发展历史的“活档案”,他们的学术成长历史本身就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复制和再生的宝贵资源。经国务院批准,2010年,中国科协正式启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建成国内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类型最全面的科学家珍贵历史资料库。作为工程核心参与者,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孟令耘亲历并见证了这项开创性工作的全过程。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孟令耘,围绕工程启动初衷、实施原则、采集方式与成果转化等话题,深入解读这项跨越十余年的科技记忆守护工程,感悟以匠心做好科技界“新时代修史工程”的初心与力量。
记者:孟主任您好,请介绍一下采集工程启动的缘起?
孟令耘:工程启动缘起于2009年开展的一次重要调研工作。时任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王春法提出,要抢救老科学家的学术资料。随后,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开展了摸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科学院在世的院士有687位,平均年龄74.8岁;中国工程院在世的院士有712位,平均年龄73.5岁。其中,90岁以上的有82位,且每年有20至25位院士离世。
老科学家的手稿、书信、科研仪器设备,以及记忆中的科研细节,都承载着我国科技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印记,一旦流失便将永久消失。我们据此迅速形成《科技工作者建议》,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很快,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作出批示,要求把抢救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作为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正式启动的抢救工程,并责成中国科协牵头,国务院科教办协助,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实施。随后,中国科协联合11部委制定《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实施方案》。2010年,该工程正式启动。首批重点面向80岁以上、学术经历丰富的两院院士,以及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老科技工作者。当年,我们对55位老科学家开展了采集工作,而他们在近几年已全部离世。这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抢救工作刻不容缓,留存的资料弥足珍贵。
记者: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意义重大。工程启动之初确立了哪些原则?制度上如何保障?
孟令耘:启动之初,我们就确立了4项原则,贯穿工程推进的全过程。一是抢救优先。主要面向80岁以上、身体欠佳的两院院士,或者虽不是两院院士,但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且身体欠佳的老科技工作者,分秒必争留存他们的学术成长资料。二是以人为本。充分尊重科学家意愿,提前沟通采集方案,不增添负担、不强行采集。三是突出重点。以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重点挖掘其科研历程中的关键节点、重大突破、技术革新等相关资料,尤其注重口述音视频采集,完整记录他们的科研心得、奋斗故事和精神感悟。对学术上有争议问题的相关资料要兼收并蓄,完整如实收录,为后续科技史研究提供真实、全面的一手资料。四是联合协作。由于采集工程涉及范围广、任务重,单靠一个单位难以完成。我们把大联合大协作作为基本工作方法,累计调动全国500多个单位5000余名人员参与,涵盖科研机构、高校、博物馆等多个领域,明确各单位职责,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确保采集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在制度保障方面,做到“规则为先”。2009年12月至2010年4月,我们研究起草了17个基础文件,涵盖采集项目管理办法、采集人员资质标准、采集工作流程、资料存储和展示方案等全链条。这些文件在2017年修订完善,一直沿用至今,是一套严谨科学的标准规范,对从口述采集、文字整理、实物建档到后期保管利用都作出了明确要求,为史料留存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记者:采集小组如何分工?采集范围包括哪些?采集周期如何确定?
孟令耘:采集小组由5类专业人员组成,既保证学术严谨性,也兼顾传播效果。包括科学家的亲属或秘书、同领域科研专家、科技史研究人员、音视频专业人员,以及新闻采编人员。科学家亲属或秘书熟悉其生活、性格与经历,便于建立信任、顺畅沟通;同领域专业人员可精准解读学术成果与科研关键节点;科技史研究人员负责梳理科研脉络、校正记忆偏差,准确定位学术价值;音视频专业人员以专业设备与规范操作,保障音视频资料清晰完整;新闻采编人员结合传播需求优化访谈提纲,用通俗表达引导讲述,提升科研故事的可读性与传播力。
我们坚持全面采集,包括口述资料,即老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访谈,以及亲友、同事、学生的回忆访谈录音与文字整理稿;实物资料,即证书证章、手稿、著作、图纸等;音像资料,即口述采集现场的音视频、老科学家参加的各类活动中留存的音像资料,以及各媒体报道的资料。
为做好这项工作,我们确定每位老科学家的采集周期为两年,分3个阶段推进。前期系统筹备,全面梳理老科学家的科研履历与学术成果,对接相关单位收集基础资料,完善访谈提纲。中期上门访谈,通过一对一深度交流、实地探访科研旧址等方式,全面记录其科研历程与人生感悟,同步整理文字、音视频等素材。后期集中校对整理,对采集的素材逐字核对、查漏补缺,同时完成数字化归档,确保资料真实完整、可长期保存利用。采集小组不仅是资料收集者,更是温情陪伴者。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定期上门,耐心倾听心声,在完成采集任务的同时,与老科学家建立了深厚情谊,成为他们晚年值得信赖的倾诉对象,让这项工程既有专业精度,更有人文温度。
记者:目前,采集工程取得了哪些成果?如何推动成果转化与传播?
孟令耘:我们已完成钱三强、于敏等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吴文俊、刘东生等28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资料采集。截至2025年底,已启动750位科学家和群体的资料采集,收藏实物原件17.2万件(套)、数字化资料48.9万件(套),口述视频54.2万分钟、音频63.9万分钟,全面留存了科学家的工作轨迹与思想精髓。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为这些资料提供了专业保管、系统研究与公共展示的平台。实物资料分门别类存放于该馆的恒温恒湿专用库房,有效防范霉变、损坏;音视频资料统一存入防磁柜,并在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进行双重备份,全方位保障资料的安全性与完整性。
成果转化坚持“以用为先”,主要有4个方面:开放资料库、设立研究课题支持学术研究,依托博物馆举办主题展览,通过宣讲团和新媒体开展宣传,以及出版传记、推出专版等。目前,已举办各类主题展览200多场,出版科学家传记及口述自传200多册,结合媒体专版与新媒体传播,让更多人了解科学家的科研历程与精神风貌,让科学家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记者:未来,这项工程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孟令耘:未来,我们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持续推进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抢救性采集,全面收集过世较早的科学家资料;积极拓展中青年科学家采集范围,重点采集口述音视频和标志性实物,捕捉他们在前沿领域攻坚克难的鲜活事迹,实现老中青科学家采集全覆盖。二是组织专业团队对采集到的文字、影像、实物等档案资料进行系统梳理、深度解读,打造专题展览、纪实文稿、科普读物等多元化成果,让隐藏在档案资料中的科学精神和科研智慧被更多人知晓。三是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创新传播方式,借助新技术实现档案资料的智能整理、精准检索,搭建数字化展示平台,通过短视频等形式,让科学家精神走进校园、走进青少年心中,厚植科技报国的情怀。四是深化协同联动,凝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媒体等各方力量,营造全社会共同传承科学家精神的良好氛围。
十余年来,这项“科技修史工程”为共和国留下了珍贵的精神坐标。泛黄手稿记录着攻坚克难的执着,珍贵实物镌刻着科技崛起的足迹,深情口述传递着薪火相传的信仰……每一次采集都是与历史的对话,每一次传承都是对初心的坚守。新时代,我们以匠心守护初心,让老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生生不息,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注入不竭精神力量。史料采集永不止步,科学家精神将代代相传!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6年5月14日 总第4439期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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