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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的1949年5月

发布时间:2019-05-15 17:20 |来源:市档案馆资源开发利用部|浏览人数:1462

    1949年的5月,对于武汉来说,是不平凡的一个月。这个5月,饱受压迫的武汉人民迎来了解放,遭受摧残的武汉城市获得了新生。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迅速突破国民党军队江防,直接威胁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老巢。4月23日,民国首都南京解放。4月27日,解放军四野先遣兵团进击武汉外围,先后占领孝感、黄陂、滠口等地,逼近武汉。此时浙赣线已被斩断,二野四兵团继续向南浔线开展进攻,与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军区等地方部队形成对武汉的合围态势,盘踞在武汉的国民党白崇禧集团面临“兵临城下”“三面楚歌”的窘境之中。白崇禧深知武汉不保,准备大肆破坏武汉后南逃。5月8日,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宣布武汉进入战时状态,实行军事管制。5月10日起,白崇禧各兵团陆续南撤,撤逃前对武汉进行了大肆劫掠和破坏,武汉人民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开展了护厂、护校等卓有成效的斗争。

    14日拂晓,先遣兵团主力向武汉以东之团风至武穴段发起奔袭,并于15日渡过长江。与之同时,先遣兵团第四十军和江汉军区部队沿平汉铁路逼近汉口,已大部扫清武汉外围国民党据点。至此,人民解放军从东、北、西三面完成了对武汉的包围。5月15日清晨,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在金口起义,打乱了白崇禧的撤退计划。白崇禧于下午4点乘飞机仓皇逃往湖南,武汉国民党守军随后全部撤离。5月16日,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师长邓岳率部进入汉口市区,同日第四十军一五三师渡过长江,由鄂城往葛店进发;5月17日,江汉军区第一旅旅长李人林率部进入汉阳城;同日下午,第四十军一五三师从葛店进入武昌。至此,武汉全境解放,三镇重见天日。

    武汉市档案馆藏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系列月报档案,其中经理崔思恭撰写的1949年5月份经理月报,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武汉解放前后社会、经济、生活等情况。崔思恭是武汉著名的银行家,自抗战胜利后担任汉口分行经理,亲历了武汉解放的过程。通过解读这份档案,带我们回到1949年不平凡的5月,可一窥解放战争前后武汉这座城市及市民经历了怎样惊天动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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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众心情由忧转喜

    战争的爆发不仅关系着一座城市的命运,也直接关系着城市里每一位市民的命运。“军政机关先期撤离,殷商富室亦纷纷迁避”,有能力者早已逃离,一些市民则留在城市,忐忑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23日南京解放,苏沪告警,照此情形,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武汉人心更形紧张”。此时,武汉已成被包围状态,前线国民党军队整批南撤。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为稳定人心,国民党当局发出布告,“略以迩来部队南移,纯为战略关系”。但市民知道这是安抚之词,此前有关军政人员及眷属已往南疏散,“湖鄂省府西迁恩施,鄂东行署南迁咸宁,法院已实行释放重要囚犯”,种种事实,让市民预感大战即将来临。“市民目睹耳闻,胆战心惊,咸以最沉郁之情绪,准备迎接未来之演变。”崔经理担心战争持久,便早早储备粮食,“匡计足敷半年以上之需”,同时为职工备好避难之所,以护同人安全。

    15日,国民党军作最后撤退行动时,大肆破坏城市重要设施,“沿江趸船亦开始炸毁,爆炸之声断续相闻”“武汉守军撤离前,先曾炸毁平汉路之二道桥、三道桥等处,临行复将沿江趸船悉数破坏,其能幸免者仅一二处,爆炸之声自十五日下午开始,澈[]夜未停,直至十六日上午始止。平汉铁路机场所存由加拿大运来之桥梁器材、火车头及机场全部设备亦遭破坏,损失颇重。”爆炸声无疑加重了战争气氛,更增添市民的忧虑,“间有板车拖载行李、傢具[家具]而迁往认为安全处所者”,而留在武汉的大部分市民,“均以忧郁沉默之态度在门前或路边闲眺”,担忧着自己的命运。

     幸运的是,武汉并未经过大规模血战就迎来了解放。16日下午2点,解放军即将进城的消息传遍武汉,全城沸腾,中山大道各街道,人潮如涌,万众欢腾。下午3点,四野一一八师先头部队率先进入市区,“迨至下午三时余,先锋部队果陆续入市,自刘家庙经中山大道分布各处。霎时间大道一带群众潮涌,争相观看,或围绕解放军随同进行,途为之塞。民众情绪兴奋,同时政工人员亦展开工作,街头巷尾满贴欢迎标语,秧歌声、欢呼声、鞭炮声打成一片,响彻云霄。市民面有笑容,一反数日来抑郁忧虑之神色。盖预期之危险已过,情绪不觉轻松也。”下午6点,第四十军一一八师主力在邓岳师长的率领下开进汉口市区。“大军行列亦随即开到,车马杂沓,欢呼喧华[],深夜未息。”终于,汉口迎来了解放,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市民的心情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伏,由忧转喜。

二、城市治安从乱到定

    由于战事临近,在汉国民党军队陆续撤离,城市治安混乱无序,有人趁乱抢劫,发生暴动等。崔经理“为恐炮火弹片波及或宵小觊觎”,加紧措施保护行屋及人员安全,“为防止宵小乘机活动起见,经分派工友会同警卫分班值夜,以资防范。”

    15日下午开始,国民党军队撤走,解放军尚未入城,武汉出现“真空”时期。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各阶层人民、爱国民主人士组织的临时救济会、策反过来的各警察局及武装警察部队担负起了维持治安、防止敌人破坏的职责。“武汉守军于十五日下午作最后撤退时,汉市警察、消防队、自卫队即出动维持治安,至深夜守军撤退完竣。”16日,李书城、张难先等社会知名人士组织成立了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负责“真空”时期的维持地方治安和迎接大军进城工作,发布《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关于真空时期维持地方治安的通告》,对于安定人心、稳定社会起了一定作用。“翌日(十六日)清晨‘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亦宣布成立,委员李书城等发布禁令四条,严禁抢劫、暴动、破坏、吓诈行为,违者枪决,并劝市民各守岗位,各安生业,合力维持以保治安等语,至此三镇人心渐趋安定。”当天早晨虽发生群众抢运机关、军队存物事件,后“宪兵团部亦遭波及,经由警察出动弹压,鸣枪示警,始克制止。”

    16日,解放军入城,“真空”时期结束,解放军接管武汉。为维护治安,17日晨,“人民解放军即公布入城《约法八章》,匕鬯未惊,人心大定。”18日,街上张贴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一一八师关于入城后维持地方治安的布告》,强调“维护地方治安,坚决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颁布之《约法八章》”。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混乱得以控制,武汉终于迎来了安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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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经济止溃重生

    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大肆掠夺城市财富,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城市经济崩溃,商户倒闭成风。“迨入本月已至最后阶段,各业收歇,市场停顿,大小商店门可罗雀,仅食用品有零星交易,勉维市面而已。”南逃前,白崇禧加紧掠夺金银外汇等硬通货,并以各种明目征收税费,金融行业是其主要征收对象,“在解放以前因战事逼近及捐税繁重(时地方当局征收壮丁安家费,守军征收副秣费、紧急支应费,警察征收主食补助费等,均须以银币缴纳,商业行庄每家摊缴为数甚巨)。”武汉金融行业在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日行衰微。加之战事影响,银行收入锐减,不少银行或停业或缩减人员、开支,“至银行先后停业者十九家,存卅七家;钱庄停二十家,存四十家。中央银行于十二日撤退,重要人员均随行南移。鄂省行月初迁武昌办公,国家行、局、库经理,除中信局彭经理留汉外,余均离汉,留副理或襄理负责,中下级人员调遣亦多,至商业银行亦均减少人手以资紧缩。”崔经理也及时采取各种措施以节流,“为节省人力、物力及邮资计(时邮资以银币计),所有收付日流及总清等,改为每三日一结。”“将膳食肴馔减少质量;电灯光度减低,日光灯线剪断,以节电流;解雇清洁夫,以全体工友代替;电话线机原设三减去其二,电话分机由廿门减为十门,以省话费;余如水电之节约以及其他凡有可减少支出之处,无不力谋节省以轻负担。”

    15日,国民党军全部撤走,市场呈观望状态,“各商店晨间即未开市,盖开门亦无生意,其交易者仅油盐杂货之小店而已,纸烟摊及菜市、大小汽车早已绝迹,三轮车、人力车争揽乘客,而雇者寥寥。”

    16日,武汉解放,一切等待重新部署,部分门店开市,“解放后武汉秩序渐复正常,较大商店亦均开市,但除日用必需品有交易外,其余各业仍极清淡,收市提早。”18日,“人民币开始流通,初定比价为银元一元人民币三百元,廿五日起改为一元对三百五十元。” 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522日成立,开始接管银行、企业等,社会经济亟待步入正轨,随即武汉市人民政府、人民银行华中区行均先后成立。2829日,军管会接管国家行局、省市银行及中植油厂、中纺公司等机构”,着手重建经济。

    1949年5月,经受住战争洗礼的武汉和武汉人民最终迎来了光明,在5月获得了重生。如今,70年过去,那个不平凡的5月,仍留在城市历史上和人民心中,永不磨灭。

 

(作者:宋晓丹、李欢。文章原载于《武汉党史》庆祝武汉解放70周年专刊 )